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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文化教育载体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以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为例
发布日期:2018/12/03 点击数: 来源:研究生处 作者:2017级科社专业硕士生 郭雅男 【选择字号:

  摘要:关于廉洁文化教育的载体,我国目前存在两大主流模式,但由于二者现有的局限,都无法达到廉洁文化教育的理想目标。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作为探索新型载体建设的典型代表,开创了的廉洁文化教育载体建设的“第三条道路”,即:以廉洁教育为导向,以民意为基础,由政府主导,感官体验与理论教育并重。当然,不可否认,“第三条道路”也存在很多有待完善的方面,例如,教育内容缺少反面典型、基地设施欠缺科技元素、缺乏后期的民意跟踪等。为进一步完善廉洁文化教育载体建设的“第三条道路”,需要树立正反典型,以增强廉洁教育内容的感染力;政府带动群众,以发挥廉洁教育主客体的联动效应;融入科技元素,以体现新型载体建设的创新活力。
  关键词:廉洁文化教育载体 “第三条道路” 路径构建 建议
  廉洁文化教育载体是指以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形式承载、传播廉洁文化的媒介和工具[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廉洁文化教育载体作为推进我国广大干部群众廉洁文化建设的“器”,能否被科学合理地设计、选择和应用,直接影响廉洁文化建设的效果。目前,我国廉洁文化教育载体都有哪些模式?在推进中遇到哪些瓶颈?是否有新的模式正在被探索?新型模式建设又存在哪些局限?带着这些问题,此次调研,我着重关注了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这一新型廉洁文化教育载体的模式构建,并进行了有关思考。
  一、廉洁文化教育载体的现有实践模式及其困境
  通过搜集和整理“廉洁文化教育载体”相关主题的资料,可以把我国目前存在的廉洁文化教育载体大体分为两大主流模式(如表1所示):

 


  郑州市廉政文化的创作精品是依托文娱活动开展廉洁教育的典型案例。一方面,郑州市政府十分重视廉洁文化教育对象的全面性。例如,每年郑州市文联都会在春节前举办“市纪检监察系统春节晚会”。期间,举办方会动员全体市民参与晚会节目创作,其中经典作品有小品《如此乡长》、《小事不小》,舞蹈《清莲和风》、河南坠子《廉政谣》、街舞《廉政新说》等,主题突出、种类多样;另一方面,郑州市政府特别注重发挥地方特色,以人民喜闻乐见的表演方式表现廉洁教育主题。例如:融合河南地域特色,结合当地清代清廉知县曹谨的真实故事,郑州市人民创作了豫剧《斗笠县令》(此剧目获第十二届中国戏剧节最高荣誉优秀剧目奖)。通过生动形象的文娱活动,“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信念在广大郑州干部和群人民心中深深扎根。[②]
  依托专题讲座探索廉洁教育模式的典型试点有湖南省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和省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廉政大讲堂”。结合湖南省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湖南省这次活动采取名家讲座的形式,并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绪义教授向广大党员干部讲述周敦颐去污自洁、范仲淹先忧后乐、湘人清俭自持等故事,阐释了“湖湘廉政文化的现代启示”,为湖南省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党课。[③]
  嘉峪关市委展示的市院廉政文化建设成果是借助大众传媒传播廉洁文化的典型代表。此次成果展示中,市委、市纪委与市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弘扬廉洁从检风尚》的廉政文化短片,涵盖廉政文化硬件建设、制度机制建设、廉政教育引导、廉政理念培养、公正廉洁文明执法等五个方面。之后,该片在《嘉峪关新闻》中专题播出,并以新闻综述的形式在《嘉峪关日报》进行了专题刊发。该廉政文化短片,成为廉洁警示教育载体创新的首例和全市学习的焦点。[④]
  当前廉洁文化教育的载体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丰富了廉洁文化教育的方法途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以上两大主流模式在廉政教育的效果评价中均存在不同方面的限度:
  从两种主流模式存在的现实困境来看,依托主题教育活动的廉洁文化教育载体模式,由于时间上的暂时性以及形式上的模式化等问题,使得廉洁文化教育往往难以深入人心。而借助大众传媒的廉洁文化教育载体模式的关键障碍在于,媒体信息失真和舆论导向存在偏差。例如,部分媒体为了抢新闻、抢独家,常常主观臆造虚假新闻;又如,个别都市生活类报刊和网站等新媒体在案件报道中,把主要篇幅用在大肆渲染花边新闻上,对其警示教训却很少提及。
  从两种主流模式达到的目标效果来看,以上两种主流模式,都只能完成廉洁教育目标(情感体验和理论教育)的其中一种。反映在方位图谱上,两种主流模式都只能占据其中一端(如图1所示)。依托主题教育活动的廉洁文化教育载体模式,要么通过举办文娱活动获得情感体验,要么通过专题讲座达到理论教育的目的,两种形式都只能获得其中一种效果体验;而借助大众传媒的廉洁文化教育载体模式,获得的也只是理论教育的单向度体验。

 


  综上所述,两大主流廉政教育模式,作为“廉政教育载体建设”早期的探索和尝试,无论是实际运用过程中遭遇到的困境,还是目标效果的达标情况,都无法达到廉洁教育的预期目标。因此,廉洁教育“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具有现实意义上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第三条道路”的路径构建
  (一)“第三条道路”的构建逻辑
  为克服以上两种主流模式存在的现实困境,以及在“情感体验”和“理论教育”这两大目标之间寻求平衡,南通市成功探索出了廉洁教育的“第三条道路”,即:以廉洁教育为导向,以民意为基础,由政府主导,感官体验与理论教育并重的新型廉洁教育的载体建设模式。“第三条道路”的构建路径具体如下(如图2所示):

 

(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


  1.突出资料真实性,把控舆论政治性
  为规避网络媒体引导廉洁文化教育时存在的信息失真、舆论导向偏差的问题,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在建造时特别注意资料搜集的真实性和廉政教育的政治性。一方面,通过民间走访和资料搜集的方式,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引入因贪婪被太阳烧死的神兽传说、中国历史上唐代魏征、北宋范仲淹、清代于成龙等八个清官廉吏的廉政事迹,以及中国革命先辈们的廉洁轶事,几乎覆盖各个时代的民间信仰和真实史料。另一方面,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由政府主导建设,避免了社会媒体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因此,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清正廉洁”的教育主题尤为突出,政治导向清晰明确。

 

(廉洁文化壁雕)


  2.内容设计是重点,兼顾形式多样性
  为使广大干部群众在领悟廉洁文化教育理论内涵的同时,也能增强情感体验的效果,该廉洁文化广场不仅在廉洁文化内容上做了精心设计,还通过多种表现形式使该广场的廉洁文化教育更加生动活泼。
  在内容主题设计方面,该廉洁文化广场以廉洁教育为主线,共分为倡廉园、咏廉苑、珍廉圃、翠廉廊、崇廉墙、涌廉谷、爱莲池、品廉轩等八个景区,涵盖大小景点三十余处,囊括了神话传说、历史名人和革命先辈的清廉轶事等。特别是崇廉墙的建设,通过“以廉为宝”、“棒打送礼”、“悬鹅示众”等典故,向来访者展示了丰富的廉洁文化精神盛宴。
  在形式的建设方面,该广场所建的八个景区中,既有壁雕、墙雕、人雕、物雕等艺术体现(如:咏廉苑、崇廉墙),也有具有廉洁文化寓意的切身体验(如:映廉镜、百廉道),还有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景观欣赏(如:爱莲池、珍廉圃),每个景点均精雕细琢、深含寓意。

 


  身在其中,四方宾客可以观廉景、悟廉意、敲廉钟、读廉史、立廉志、践廉行。人文相融于自然,教育寄寓乎休闲,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真正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情感体验和理论教育的融合。
  3.体现载体人民性,取之于民用于民
  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的内容来源于人民熟知的民间传说和历史人物资料,多样化形式的背后逻辑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娱乐方式,而廉价文化广场的建设最终还是要回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间,达到服务人民、情感洗涤和观念教化的目的。因此,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自成立之日起,就将自己的功能定位为“党员干部廉政主题警示教育基地”和“人民群众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并对广大宾客免费开放。一方面,该广场通过承接各单位的廉洁主题教育活动,实现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重点教育。另一方面,当地人民和各地游客通过游览景观接受廉洁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发挥基地的最大效用。
  (二)“第三条道路”的限度分析
  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是廉洁文化教育载体建设的全新尝试,丰富了廉洁文化教育的方式途径。但是由于该广场处于发展阶段,因此,还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完善:
  一是教育内容缺少反面典型,未能起到警示作用。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的内容多选材于正面史实和正面人物形象,对于历史上或身边出现的反面典型却鲜有提及,即:只注意到廉洁文化教育载体的正面引导作用,未能注意到反面警示作用。而反面典型恰恰更具有震撼力和警醒作用,更能对人的内心和情感产生震慑效力。
  二是基地设施欠缺科技元素,未能呈现立体化感受。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多以图文、雕刻艺术、主题景物等传统静态形式展现,缺少现代科技的立体化体验。例如:缺乏警示教育厅、视频等现代模拟演示设备,无法通过多媒体“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模拟灯红酒绿、监狱牢笼的真实场景,以获得近乎真实的感观体验等。
  三是缺乏后期的民意跟踪,未能充分体现人民主体性。关于后期人民群众对廉洁文化广场是否有新的完善建议,是否有某些方面或主题需要进行整改,廉洁文化广场在实际运用中起到的教育作用是否充分,廉洁文化是否深入人心等一系列问题,廉洁文化广场未能设置人民群众意见反馈的途径渠道。
  三、关于进一步完善“第三条道路”的几点思考
  基于与“廉洁教育”两大主流模式的比较,通过对廉洁教育“第三条道路”的构建逻辑及其限度进行分析,为进一步完善“第三条道路”的载体建设模式,本文将做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树立正反典型,增强廉洁教育内容的感染力
  正面事例往往能起到净化心灵、洗涤灵魂的教化与引导作用,而反面典型能给人更加直接的内心冲击,更加发人深省。因此,二者作为廉洁教育内容的两个不同方面,都应受到相应的重视。关于正面榜样的塑造,除了列举中国历史和革命史上的清廉事迹,还可以引入人民群众身边“廉洁奉公”的案例开展教育,以达到“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目的。而对于反面典型的树立,则可以通过历史上和当下被人熟知的腐败事例和典型代表,利用具体数据、事例、图片展示等多种形式,反映腐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后果。即:只有“正面引导”协同“反面警示”,廉洁主题教育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二)政府带动群众,发挥廉洁教育主客体的联动效应
  人民群众不仅是廉洁教育过程的受教育者,同时也应该是廉洁教育载体的建设者。因此,政府在主导建设廉洁文化教育基地时,不仅要意识到人民的主体性地位,还要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这一真理;不仅要考虑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心愿,还要让人民参与到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的建设中来,让人民群众为廉洁文化基地的建设建言献策。具体来说:
  廉洁文化广场建设之前,成立专项调研小组,向当地市民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同时,对人民的意见和要求进行初步的采集和调研,对人民的意见分析整理后,形成初步报告,以便廉洁文化教育基地规划设计时加以参考。
  廉洁文化广场建成之后,为不断丰富廉洁文化教育内容、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广场设置人民意见箱,方便市民随时把想法写进信箱,作为后期广场修缮的重要依据。
  (三)融入科技元素,体现新型载体建设的创新活力
  南通市廉洁文化广场虽然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雕刻艺术,给人以实物的审美体验,但是由于户外场地的限制,缺少现代室内教育基地所具有的科技化体验,现场感受力和体验性不够强。因此,可以在廉洁文化广场内建造“廉洁主题科技馆”,管内可陈设警示教育厅、视频等现代模拟演示设备,可充分利用多媒体“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模拟灯红酒绿、监狱牢笼的真实场景。通过逼真的场景体验,为受教育者带来感观冲击,让受教育者对腐败心生畏惧,从而达到“不敢腐”的教育目的。
  
 


   [①]孙仕龙:《高校廉政文化载体建设刍议》,《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016年第10期。

   [②]资料来源于姜洁等2012年10月29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廉政文化活动遍地开廉洁入人心》。

   [③]资料来源于乔伊警察等2014年8月23日发表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的《湖南举办廉政文化专题讲座》。

   [④]资料来源于2013年7月8日发表在《检查新视野》的《嘉峪关市院在媒体集中展示廉政文化建设成果》。

 

 

 

(责任编辑:顾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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